除了照顾自己的保健对象外，也要连带照顾保健对象的家人，因此王鹤滨到西花厅同时也照看处在更年期的邓颖超。一次，邓颖超得到了王鹤滨父母来北京看他的消息。当他到西花厅时，邓颖超一见面就说：“鹤滨同志，听说你的父母来北京了，这是50元钱，送给你的父母。也算是我做了点群众工作。”
王鹤滨很纳闷，因为自己并未向什么人透露过父母来京的消息啊。邓颖超又说：“收下吧，鹤滨同志，这是国家每个月给我作为人大代表用于做群众工作的费用。这个月的就给你的父母啦，请代我向老人问好！”邓颖超的真挚，使王鹤滨感到很温暖，就接过了钱。
1950年3月5日，王鹤滨给邓颖超进行治疗后，正欲离开，邓颖超说：“鹤滨同志，今天是恩来同志的生日，就在这里吃了饭再走吧。”
王鹤滨留了下来，这是他第一次和周恩来夫妇一起吃饭。那天，王鹤滨被邓颖超安排在了她自己和周恩来的对面。还有著名演员金山，周恩来的养女、金山妻子孙维世。
邓颖超一直忙活到饭菜都齐了，才来到餐桌前。她带头举起酒杯，祝周恩来健康长寿，王鹤滨等也站起来，举杯祝贺周恩来生日。周恩来很高兴，谈笑风生。他说：“1939年，在延安时，因骑马，我跌伤了右臂，去延安中央医院诊治。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也是位X射线技师，他认为是骨折，应该按骨折处理。而另外一名知名的专家，则认为不是骨折，是软组织损伤，按一般方法进行治疗即可。结果，我当时听了专家的意见，遗留下了残疾。”
由于错误的治疗，使周恩来深受臂伤痛苦，后来不得不专门赴苏联去诊治。经仔细检查这才发现，不是软组织损伤，而是骨折。后来，王鹤滨又了解到周恩来摔伤手臂的情景。那是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去延河对岸的中央党校作报告，江青也骑马同行。江青骑的是贺龙送给毛泽东的马，比周恩来的马高大。过河时，跟在后面的江青突然打了一下马，她的马一跳跃，溅起水花，使周恩来的坐骑受到惊吓，狂奔起来，使他被重重地摔在满是石头的河滩上……但周恩来在讲述自己的臂伤时，并没有提到江青的名字，也没讲摔伤的经过。
优雅和善的宋庆龄
1949年7月力伯畏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到北平同仁医院眼科上班。不久，党组织号召大学生们参军参干。她便和一些进步学生一道主动报名参军，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卫生部傅连日章副部长办公室，开始了她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的生涯。她后来成了宋庆龄的专职保健大夫，宋庆龄的端庄优雅、和善仁爱使她终生难忘。
宋庆龄送她棉帽和皮包
力伯畏在担任中央保健局办公室副主任期间，只有一个专职保健对象，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每当宋庆龄离京居沪期间，力伯畏并不随行。宋庆龄在上海的医疗保健工作，都由上海华东医院的薛邦祺院长和张惠主任负责。只有当她居住北京的时候，力伯畏才管她的保健医疗事宜。
力伯畏对宋庆龄最初的感觉是端庄而气质高雅，处事十分谨慎，因此好像不那么容易接近。最早真正负责宋庆龄保健的，是延安时期就随美国记者斯诺进入陕北根据地的美籍医生马海德。他们去延安，正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宋庆龄对他十分信任。
因此，当宋庆龄感觉身体不适时，通常并不找中央保健局的医务人员，而是自己先去找马海德。马海德再将有关病情通知傅连日章，傅连日章去宋庆龄那里时，总是带上力伯畏。傅连日章为宋庆龄诊治后认为要用什么药，都和马海德商量。开出了处方后，由力伯畏到保健委员会的小药房去取，打上火漆封好，再由她送到宋庆龄的住所。
被安排兼管宋庆龄的医疗保健后，力伯畏去了几次宋庆龄家，却始终没有见过她本人。见得比较多的，倒是当时宋庆龄的大秘书罗叔章大姐。在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后，力伯畏才在宋庆龄家里见到她。那次，她仍是和傅连日章一起去的，两人简单地互致了问候。
不久，力伯畏就可以单独到宋庆龄那里去了。她每天早晨8点，准时到达宋庆龄家的治疗室。那年冬天，她到宋庆龄家出诊，宋庆龄的秘书送给了她一顶棉帽子，是那种可以护住耳朵的，还有一双厚厚的手套。秘书对力伯畏说，这是宋庆龄吩咐她买的，因为她在楼上看到医务人员们无遮无拦地在冬季里骑自行车奔波，觉得容易受风寒感冒。
力伯畏出诊一直背着一个自己准备的手提包，装医疗器械和药物等。因为每天骑车都挂在车把上，磨损严重。宋庆龄看见了，让保姆钟兴宝悄悄地拿过去，量了量尺寸。当力伯畏下次来到宋庆龄家时，宋庆龄就将一只与力伯畏出诊包大小相仿的蓝色皮包，送给了力伯畏。这只皮包不仅样子美观，里面还有隔层，可以分隔放置药物和医疗器械，很实用。经历了这几件事，使力伯畏对宋庆龄的了解逐渐加深，她感到了宋庆龄的人格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