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南海的“代班”生涯

   1982年，华国锋不当主席和总理了，先后只保留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身份，但我为他当保健医生一直到1995年我退休为止。

    其实，那时我这个保健医生在医疗业务上并无大事，比起在朱德身边轻松多了，因为华国锋毕竟那时还未到“高寿”，除了当年在湖南受批斗时发过心绞痛，后来在上海割阑尾时发现糖尿病外，没有大病，偶尔有些头痛脑热，我也能药到病除。

    80年代后，按中央规定我虽仍是华国锋的保健医生，但不必全天候跟随。有一段时间，他住进了305医院，一切都由院方负责，我反而闲了起来。这时，中央保健处就见缝插针，充分利用，派我去代班，出任“代班医生”。所谓“代班”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些首长原有的保健医生有急事或其他原因请假缺席，必须有人顶上去；二是少数新上来的首长没有配备或暂缺保健医生，这些首长的保健问题就由保健处、门诊部挖掘潜力指定专人代班，临时兼任他们的保健医生。初期，我先后为李富春、蔡畅和当时还是副总理的李先念同志担任保健工作，时间只是一两个月的短期。这种代班，我不必全天候，也不住首长家中。但首长们工作忙通常是不来门诊部的，有事来个电话就把医生找去，到首长家看病，也同地方医生出诊一样，加上这些首长都尊重医生，配合得十分默契，使我们很圆满地完成任务。

    红墙里的“代班”生涯中，印象最深的是跟随谷牧副总理。当时谷副总理在国务院分管工业，后来还管过特区和旅游，是当时具体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人物。他工作起来风风火火，热衷于跑基层，是有名的“工作狂”，然而，他也是有岁数的人了。胡耀邦任总书记时不提倡每人都配备保健医生，并宣布取消政治局开会时医生值班制度，连他自己的保健医生陆天鑫也走了，所以后来他在怀仁堂开政治局会议发病时都是临时打电话到门诊部找医生的，当时若有人值班，抢救当然更及时些。可能是这个原因，谷牧副总理没有保健医生。然而他工作繁忙又上了年纪，极需有保健医生随从，于是保健处就动用了我这个名义上还是华国锋的保健医生，临时以“代班”身份兼任谷牧的保健医生，这一兼就是近一年的时间。

    谷牧住在中南海内，就在里边的国务院上班。他为人和善，关心同志，爱好广泛，喜欢运动，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我到他身边时，他除了有老年人一般都有的小症状外，似乎没大毛病，我给他作全面检查，给他经常吃药后，老年病也大大减轻，精神焕发，为此他对我赞不绝口。

    在运动项目中，谷牧特别喜欢打高尔夫球，偶尔我也陪谷牧玩几杆。然而谷牧打高尔夫球基本上是“游击战”，有朋友邀他，我就跟随他，看他打几场。平时他只好在家中院子里拿着杆子比划一阵子，算是过过球瘾。

    谷牧主持特区办后，工作更忙，我只好跟着他到处奔波。一次去广东，在深圳、中山、珠海边看边转，边解决问题。从广东回家后，中央决定由谷牧率团访问日本，他把这事告诉了我，但我不清楚他的意图，是不是要我也陪同出访？我只是坚持了一条，要他全面体检后再出国。本来对他这一级的干部，保健处有规定，每年都要全面体检一次，时间通常在八九月份。于是我说：“谷副总理，不管怎么说，你必须先体检后出国，我马上去安排。”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到301医院仔仔细细检查，还真查出了点问题来，某器官有点阳性病变，不容分说，紧接着进行手术切除，果断地把这种可怕病变消灭于萌芽之初。据几位医学界权威说，谷牧当年那种病变，如果不是当初坚持早检查、早发现、早切除，后果真不堪设想。不久我奉命离开谷牧，他还老惦念着我，说：“胡医生，十分地谢谢你。”

    我们当保健医生的，虽然并非个个都有起生回生之术，但红墙里的工作使我们练就了非同寻常的敬业精神和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我可以无愧地说，红墙里的保健医生这个群体中的每一员，在这方面个个都是无可挑剔的，一流的！

    ……

    我在红墙里度过了整整25个年头，当年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时间最长也只有22年，我也许算得上红墙里服务时间最长，而且没有当过“官”，直到以一个普通保健医生身分退休走出中南海。在这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我除了按规定紧随自己的服务对象，尽职尽责完成首长们的保健任务外，还参与了许多常被人们遗忘的红墙医生们的“集体创作”，也可以说这些是对共和国的“集体功勋”。当然，这当中包括中南海门诊部全体保健医生和护士们的功劳。在这“集体创作”中，最令我难忘的是“天安门‘护驾’”和“宴会厅‘救亡’”这两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