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医改 天下大势
从国外许多国家的改革中，如德国、泰国和墨西哥等，我们看到的共同趋势是，政府在医疗领域干预力度加大，并且干预主要体现在医疗服务层次。
在医疗体制中，三个主要角色是患者、医疗服务供给者（医院）和保险机构，和通常产品的供需双方博弈并不一样。有了保险之后，在按服务项目收费的情况下，对于患者的激励是“不看白不看”；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激励是提供尽可能多、尽可能贵、尽可能复杂的服务，而这些服务不一定是成本效益最高的。供需双方都有动力扩大服务的数量和成本。保险公司用多种办法控制供需双方的行为：通过制订治疗方案、用药清单、收费清单、手术事先授权、效果评估等办法控制供方行为；通过增加起付线、共付率、缩小保险范围、增加患者信息等办法，来控制需方行为。但是，在三角博弈中，医疗服务提供者始终有信息优势，这些办法是管不住它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把供给方和保险方合二为一。克林顿政府当年计划由政府举办全国一体的医疗保险，从总体上控制成本。但是政治环境不允许，于是退而求其次，通过商业保险公司和医院签约，让提供方和保险方合二为一，成为管理保健组织（HMOs）。被保险人按人头包给HMOs，只要缴纳固定保险费用，作为HMOs的固定收入。这样，HMOs要增加收益，只能控制成本。
所以，把医疗服务和保险方合二为一，是一种“疏”的方法，即，真正使得医生本身的激励机制是用最低成本维护健康，通过机制设计真正激发医生通过发挥专业知识为患者选择低成本、高收益的医疗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