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刚：从搜狐到爱康 人生永远没有“如果”

对比张朝阳、丁磊不失落 
本报记者：有人说，“如果说没有张朝阳，当年的张黎刚就不会回国”，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张黎刚：我觉得这是双方的意愿。张朝阳需要找到一个像我这样执着的人，我也需要找到搜狐这样一个平台。我当时已经有了回国的打算，但如果没有搜狐，我当时不会回国，因为我不愿意回到中国后石沉大海，没有一个可以产生影响力的平台，这是我最害怕的。人生没有“如果”，人生在很多基点上会有合适的人和合适的事情发生。 
本报记者：当年和你一样的海归，像张朝阳、丁磊等(丁磊不是海归----51kang注)，今天都成了IT界的神话人物。对比他们的今天，心里有没有过失落？ 
张黎刚：我觉得这都是公平的。有人说，他还不如我呢，他怎么比我做得好？我从来不这样认为。做成一件事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我个人认为张朝阳在中国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他创立了搜狐，而是他把创业精神带回了中国。由于他的影响，激发了一批人去创业。说到丁磊，在2003年，当中国所有的互联网公司失去方向的时候，网易没有迷路，我觉得有它的必然性。我了解丁磊，他可能会和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年轻技术人员讨论半天技术问题，他不在乎自己的职位有多高，也不在乎和哪位老总说了什么，十年前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他的成功是必然的。 
本报记者：有人把你不断放弃和重新起步归于对自己能力的充分自信，但也有人说那是不可思议的固执与偏执，你怎么看？ 
张黎刚：我们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他未必在各方面都是最优秀的，只是他抓住了机会，所以成功了。包括李彦宏、张朝阳等，如果他们在美国，可能未必有今天的成就。对于我来讲，我相信有那么一天，我能做些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事情，爱康国宾能对整个社会产生较大影响力和推动力，这一点我坚信不疑。 
欣赏的企业家：柳传志和马云 
本报记者：回顾这些年的经历，你最满意的事情是什么？有没有最困难的阶段？ 
张黎刚：最满意的事情还谈不上，我认为属于我的舞台还没到来。一方面，中国整个医疗发展的大环境还期待改善，另一方面，爱康国宾在未来的发展中，还需要有足够强大的执行力，来完成建立完善的医疗服务体系的构思。我个人确实取决于未来。每个人都在做很多事情，对我来讲，除了创造财富之外，更多的是怎样扩大对社会的积极影响。 
如果讲最困难的，我觉得就是怎样在黑暗中看到希望。这也是我到美国后最大的心理突破。当年去美国就是想进最好的学校，但我离这个目标很远，我一直在黑暗中寻找希望。回国后，我进入互联网行业晚了，一直是个跟随者，并没有把握好成为后起之秀的大好时机。现在，在爱康国宾，我们有机会做医疗健康行业的推动者，发挥更大的价值，而不再只是个跟随者。 
本报记者：心目中比较欣赏的中国企业家都有谁？ 
张黎刚：有两个人我一直很尊敬，一个是柳传志，他身上凝聚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之处。联想如果没有柳传志，就不会有今天。柳传志那样有威望的人，看起来就像一个平常人，在会场上碰到，他会和你握手，看着你的眼睛和你讲几句话，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却说明了很多问题。中国的许多创业者包括企业家，我认为还是很浮躁的，在某方面取得点成绩以后，就认为自己是上帝了。在柳传志身上，我看到这个人的谦逊、居安思危，有远见和胸怀。另外一个是马云。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在外边的人看来，前几年他都在编故事，很多人搞不清到底阿里巴巴是怎样赚钱的。但是他坚持不懈，可谓十年磨一剑。所以，在浮躁的商业环境下能够静下心来，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 
本报记者：在你的想象中，爱康国宾未来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张黎刚：今天，新浪、搜狐等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的领军，但在创业初期，人们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它们会成为一种崭新的主流媒体，新浪、搜狐确实使网络媒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十年前，马云创办阿里巴巴的时候，谁会想到今天阿里巴巴会成为网络交易最主要的品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爱康国宾成为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并且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我们将会看到中国医疗产业的GDP从5%增长到10%，这种增长使我们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个人认为，如果说爱康国宾成功的话，它必须是中国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一部分，我认为到那时候，爱康国宾才算是成功的。 
害怕动乱，有幸生在一个好年代。 
本报记者：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不做企业了，要去做什么？ 
张黎刚：我们的服务本身有着救死扶伤、关注健康这样很崇高的追求。对于一个商人来讲，如果能把崇高的追求与商业发展结合起来，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我们很少有人去崇拜一个开赌场的人，说他有多伟大。我想有一天真的不再从商了，我希望用我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实现他们的梦想。我们国家越来越有希望了，因为这个社会正在走向公平，正在给大家创造更多公平竞争的机会，让每个人靠自己的智慧去获取成功。当智慧能创造价值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我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社会充满信心，并且越来越有信心。能够帮助他们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让他们成功，这是我最大的追求。 
本报记者：借用一个书名《这一代人的怕与爱》问，你觉得自己心中的怕与爱是什么？ 
张黎刚：我1971年出生，在我懂事的时候，文革已经过去了。在人生的30几年里，我看到中国社会在一步步地走向美好。从社会的公平性到政治的稳定性，以及国家的发展，我认为都是在朝一个好的方向迈进。我希望能继续维持这种发展。如果讲怕的话，我希望不要有任何意识形态等原因，导致这个国家的动乱。希望社会能永远稳定与发展。如果说爱的话，在过去10年中，特别是互联网的崛起，中国人的人性得到了解放，这个解放给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我非常高兴看到这样一个变化，有一种自豪感。如果说到爱，我有幸生在一个好年代。 
本报记者：你对想创业的人有什么好的建议和忠告？ 
张黎刚：创业者应该具备一种创业精神，它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足够的远见、足够的勇气和冒险精神，确确实实有独到之处。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很多人给了创业者很好的建议。我个人认为，要想成功创业，首先，要有可控的冒险精神，冒险是必须的，冒险也必须是可控的。对于已经计算过的风险，还是要冒的。其次，要懂得创业的游戏规则。创业的游戏规则有几个方面：好的想法，有人投资，能把想法和投资很好地结合起来，等等，最关键的一点，创业者必须得到投资人及合作伙伴的支持与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