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田炳信，广东省信托房产开发公司总经理、本刊总顾问
时间：2006年2月23日
地点：广州市童心路5号
2005年12月22日，首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揭晓，《中国第一证件——中国户籍制度调查手稿》与《我们仨》（杨绛著）、《中华科学文明史》（[英]李约瑟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著）等一起入选39种推荐书目。《中国第一证件》作者为本刊总顾问田炳信。户籍制度研究一直是个敏感的问题，这部24万字的著作是阐释中国户籍制度的第一本专著，也是田炳信所有著作中耗时最长的一部作品，从调查到整理成书历时15年。每个中国人对户口都有独特的体会，或悲或喜，或忧或愁，或哭或闹，你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你或者你的家族在为户口一生忙碌的影子，和由于户口压力所造成的心理创伤。
记者：田总的《中国第一证件——中国户籍制度调查手稿》最近获得了首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推荐书目。这本书获奖说明了什么问题，或者说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田炳信：这本书获奖是很偶然的。它的意义有很多方面，从健康的角度讲，至少说明了建国以来中国户籍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作用不能否定，但是它给几代中国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给农民阶层带来的伤害和负面作用不能低估。人们都习惯于从单个的生命体去寻找原因，很少有人从社会层面研究一个社会群体会得什么病。
记者：在过去，想改变身份变成城里人是农村人一生甚至几代人的梦想。他们一般都会通过哪些渠道获得城市户口？这个过程中又会带来怎样的心理伤害呢？
田炳信：其实户籍制度各个国家都有，只是管理的方法、管理的程度不一样而已。在中国的户籍制度产生以后，中国人被人为地分成了两大类（通常称为二元社会结构）：一类是城市人，一类是农村人。基本上可以讲，生在农村一辈子就是农村人，农村人想进入城市是很不容易的，要解决户籍问题无非是通过四条渠道：考学、当兵、婚姻和不同时期不同的推荐方式。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歧视存在了几十年，农村户口的人实际上是“二等公民”。我在河北采访的时候，一个科级干部是哭着给我讲他家户口的故事。他的孩子是农村户口，到城里来和城里的孩子在入托、上学等方面都明显地低人一等。像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很多。那时候，中小城市的人要想到大城市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户口有这么大的魅力，和当年的各种票证连在一起，和各种福利待遇连在一起，所以说很多人是在为户口忙碌了一生。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制定、颁布户籍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这种以牺牲相当大一部分人的个人利益、群体利益来换取社会某一阶段的稳定，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公平。人编制了户籍，户籍又反过来统治了人。这也许是户籍制度的最大悲哀。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户籍登记条例，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便于统购统销，统筹安排劳动力就业和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但遗憾的是在城与城之间、城与乡之间，挖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出生在农村的，似乎就被一纸农村户口永远钉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年复一年地扮演着“统购”的对象，去承受工农产品“剪刀差”所带来的不平等交易。出生在城市的，一纸城镇户口似乎就是一张世袭证书，代表着享受“统销”各种平价农副产品、优厚财政补贴和国家统筹安排入学、就业等各项事业的权利，决定着一个人、一家人以至几代人的命运。
记者：那么，户口给人们造成的心理阴影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田炳信：在那个年代，很多疾病的蔓延很大程度上是由户口带来的压力造成的。第一，很多人因为户口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很多人因为一纸户口而不能成才，不能成为一个像样的人，几乎被一纸户口给毁掉了。还有很多人，本来年轻貌美，硬要找城里的残疾人结婚，不是说不能和残疾人结婚，而是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改变自己的户口，挤进城里。这种故事在六、七十年代很多，哪里有什么爱情，那是社会的悲剧。第二，社会的压力一旦增大，就会给人们的心理造成恐慌，这种恐慌久而久之会在人的各种脏器上留下病根，比如胃病、肝病、心脏病等等。为了户口求爷爷告奶奶，拎上礼物四处找人，很多家庭长期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状态。有时候为了一个人出去，或者考学，或者参军，或者通过其它的途径，全家族的人为他做出很大的牺牲，家庭成员得了胃病、胃炎等等不容易查出原因来的疾病，有的甚至出现了精神病。第三，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户籍管理人员利用体制转换的缝隙出卖户口牟利，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扭曲。第四，在我们的文化中造成对农村人的严重歧视。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居民，如果向前数三代，它的根基本上都来源于广袤的农村。但那个年代的压力是由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鸿沟越深压力就越大，歧视也就越深，比如乡巴佬、乡下人等等，我们文化中歧视的词汇比比皆是。
记者：可否这么说，《中国第一证件》是在为“二等公民”，在为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说话？如果说以前利用户口将农民困在土地上，现在将农民从土地上放出来是否等于如《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所说“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
田炳信：可以这么讲，《中国第一证件》就是在为“二等公民”说话，但我不同意洛伊宁格尔关于农民进城等于“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的看法。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一套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农村的优秀人才通过几种途径提供给城市，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农副产品和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城市，国家在几十年间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至少是三代人做出的一种牺牲，特别是“二等公民”做出的一种牺牲。
改革开放26年来，我国的户籍制度有了很大的改进，这种改进一方面是国家财力的增厚，民主意识的增强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百万、千万农民工涌进城市从事各种各样脏乱差行业冲击的结果。现在各省在户口上有一定的突破，户口淡化了，其重要标志是户口与一些与票证、福利待遇脱钩了，但是这种改进至今并没有到位，人们骨子里“一等公民”、“二等公民”的观念并没有脱钩。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不能再这样长此以往地继续下去了。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二元结构之间的鸿沟问题，但真要重视了也不是解决不了的，特别是在今天的信息社会，网络这么发达，软件这么发达，实行户籍网络化管理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户籍管理中的漏洞是可以减少甚至堵住的。
记者：由户口导致的社会心理病态今天依然存在。你认为现阶段有哪些表现呢？
田炳信：现在社会节奏加快、生活步伐加快、信息爆炸，人们心理上承受的压力很大。来自于社会的这些压力和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压力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由于户口所带来的。第一，进城的农民工和国有职工相比在地位上仍然处于劣势。我们周围的环境提倡的是压力增大的文化气氛和企业气氛，比如我比较反感的“今日工作不努力，明日努力找工作”，还有变形的口号。就业范围的狭窄，饭碗流失的担心，不断地给进城农民工每一个脆弱的个体施加来自于社会、来自于企业的压力。第二，更多地来自于骨子里的歧视，会给农民工甚至一些国有职工一生的自尊冲垮，其结果会使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产生睡觉不着、吃饭不香、上床不行等等传统上不认为是疾病的疾病，严重的造成某些人的精神崩溃。第三，从整个社会来看，由于过去户口的压力而衍生出变态的人生，变形的人生，走腔跑调的人生，不管是在就业上、爱情上、工作上、提拔上，很容易形成一种前后强大的反差。我们抓的一些贪官，他们往往回忆小时候在农村家境贫寒，一旦从受歧视、受压抑的环境中成长成人，在社会上是个人物的时候，那种被摧毁的自尊、尊严会恶性膨胀，对太太的过分拮据，对情爱的过分享受，对权力的过分追求，最后走向反面。这不能不说是由于户口产生的一种病态人生。
田炳信户口短语
1.人活一辈子，没有见过的证件太多了，没有使用过的证件就更多了。人的一生需要许许多多的证件，如出生证、独生子女证、学生证、毕业证、学位证、团员证、工作证、荣誉证、住房证、驾驶证、结婚证、离休证、死亡证……如果从一种狭隘的眼光看，人的一生就是获得各种不同证件的一生。
2.户口，说起来，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它几乎是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用语中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字眼。户口的获得不像其他的证件，要有年龄、学历、经验、技能、身体状况、特殊贡献等条件的限制，它只不过是随着一个生命的降生而被自然而然地赐予的一份证件。
3.德国物理学家格·克·利希滕贝格说过：最重要的东西都是用管子制成的。证明如下：男性生殖器、笔和我们的枪。而德国作家图霍尔斯基从另一个角度补充道：有些物体会由于一个小小的洞而丧失全部价值，因为某一个部位不完整，会危及整体的存在，比如车票、处女和气球。
利希滕贝格生在中世纪，图霍尔斯基生于19世纪。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户口是一张纸，卷起来是管状，摊平又是洞状。一个事物的矛盾体集于一身的怪物是户口。
4.古人比现代人聪明。由于资源有限，或者说由于对资源的开掘没有像今天的人们那么凶恶，所以古人没有今天的人们那么多浪费和高消费。语言是简洁的，没有那么多废话，那么多注解。比如“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短短八字，就把我们要写上洋洋洒洒几百万字的温饱经济、小康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全写到了。解决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就是温饱经济，解决住房和车子（包括旅游、通讯）就是小康社会；吃喝不愁就是物质文明，玩乐不忧就是精神文明。
5.户口是一杆秤，人一生下来，就有了斤两。而在二元社会结构，有的人斤两低，含金量高；有的人斤两高，含金量低，其中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因就是户口。户籍制度其实质是一个社会的管理成本问题，更是一种特殊年代的非公平的管理手段。
6.在中国，有一种钱是人们不愿交也得交的，那叫税和费；还有一种钱也是人们不愿意出也得出的，那是医疗手术前的红包和孩子择校的红包；再有一种钱，就是人们不愿意送，但千方百计也要送出去的，那就是买户口的钱。在这件事上，你可以说是违法、违规，但它不违反农民改变命运的愿望。开刀、读书、户口是困扰百姓的三大障碍，但哪一个障碍都没有户口障碍持续的时间久和范围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