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民：创建珠海特区的前前后后

   人物：吴健民，原珠海市第一任市委书记，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林局局长，广东省计委副主任，广东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

   时间：2004年8月31日

   地点：广州市农林上路一横路6号

   伶仃洋，海水蓝得带点绿，带点白。远处帆影点点，近处桅杆林立。海岸线蜿蜒曲折，一面凭海临风，一面青石嶙峋。

   中国古代对名山的评价有四个标志：有景则名，有僧则名，有史则名，有宝则名。

伶仃洋也是一个名洋。一段有历史的海域。伶仃洋出了一个文天祥。

   按中国旧历计算，壬午年十二月初九（公元二OO四年一月九日），是宋末爱国诗人文天祥舍身就义七百二十一周年纪念日。七百多年前，在国灭身囚之际，他以生命和热血写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章。

   文天祥，今江西吉安市人。南宋宝佑进士，任宁海节度判官。

   文天祥是文武全才，雩都一战，大败元军，声威大振，收复州县多处。祥兴元年，朝廷加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领兵由江西入广东，在潮阳一带阻击元军，不幸在海丰县五坡岭遭袭被俘。此后元军发动灭宋的最后一役——崖海大决战，把文天祥押至崖门海域，强迫他写信招降。遭文天祥拒绝，为明心迹，愤然写下《过伶仃洋》一诗，在崖海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千古绝唱。

   现在外伶仃洋岛上，还有一块巨大、黝黑的岩石上磨白一个长方形，上面刻着文天祥的《过伶仃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是一个民族灵魂的历史，这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如果说，文天祥给这片海域，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刚烈、凛然、悲壮的绝唱，邓小平则给这片海域留下了一个国强民富，如磐石般坚硬的传说。

    吴健民是最早听到传说的一个人，并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田炳信：我知道您是组建珠海特区最早的领导。

    吴健民：是一头最早的带头开荒牛。

    田炳信：听说您很早就调到省里来了。当时去珠海的时候，省里跟您怎谈的？您去后看到情况怎样？

    吴健民：我早在53年就调到省里来，从潮州市委调到当时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部当处长。从此以后我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广州，成为广州市的老市民了。当然，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当“走资派”去了，时间也很长。

    田炳信：66年开始被打倒？

    吴健民：当时叫靠边站，后来就进了监狱。跟省委、广州市委还有中南局一帮人，一大批。这个就不多说了。后来查不出什么问题，最后就算是“解放”了。在“干校”回来之后，王全国（原来省委书记）他先“解放”，在计委当头。我们拍过档，他对我较了解。我一回广州，他就把我给抓住了，要我到省计委当副主任。那时候是计划经济，计委是权威综合部门，够忙的了。就这样干了几年。这中间还兼了省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参予了计划生育非常繁重的工作。后来，成立省社队企业局又找到我了。我经常这样说：我是属鸡的，但是却是牛的命，经常充当开荒牛。什么事要开荒的都找到我。这次新成立省社队企业局，省委说非你去不可。当然，当开荒牛，我是甘心情愿的。哪怕就是拖着耕具倒下了，最后埋葬在耕耘的这块热土上，也是一个心安理得的归宿。我入党宣誓时就许了愿的。我到了社队企业局后，感觉工作很新鲜，很有搞头。这是涉及调整整个农村经济结构，让农民办工业这么一个新的事关大局的战略部署。

    田炳信：这是哪一年？1979年吗？

    吴健民：不是，是76年。那时候到企业局后，先搞调查，我几乎走遍全省主要乡镇，到处点火。我找很多大队的支部书记座谈，讲这个道理：靠每人一亩几分地种粮食，地少人多，你怎么能够翻身？非调整这个结构不可。农村要有一部分劳力来办工业。动员，动员!我还想办法找银行贷点款，扶植他们，促进条件成熟，一片片地动起来。

    田炳信：那时候乡镇企业就是小锯木厂、加工厂……

    吴健民：要结合广东的特点看，也有引外商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还有补偿贸易的企业。这个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后，据说省委有些好评。组织也知道我属于党执政后的第一批县委书记。恰好这时候开始传出要在靠近港澳边境办外贸加工基地的讯息。我也看到中央派到港澳考察工作组的调查报告。但没想到省委已考虑我的调动而派常委、省农办主任薛光军同志找我谈话，征求意见。那天我参加省委常委一次扩大会议，住在小岛。他寻到我住的地方，对我说：老吴，我正要找你谈谈。接着就将中央经过调查研究，建议将宝安、珠海改为广东省的省辖市，作为边防城市进行外贸基地建设等的事详细告诉我。并说：“省委已决定成立这两个市。珠海的人选，熟悉你的人都推荐你去当珠海市第一任市委书记。不知你的意见怎样？”我说：“两地建市的事我也听说了。在边境建立开放城市，任务重，全是新事物。我怕不一定干得了。”……后来他还用开解的口气说：“省委就是要我先同你吹吹风，征求你的意见，不是马上就定。我看你在省计委的职务仍可挂着，下去干它两年看看。如不愿意继续干，那就给人家开个头，两年后仍回省里来。”我说我是老共产党员，我不是讨价还价这个意思，主要是这件事来得比较突然，我至少也要同家里商量一下。薛光军对这一点完全同意。我回来就跟老伴说了。她很有感触地叹说起许多往事。她说：“真是好牵承（关照提携之意——潮语）啊，都因为你这头牛好驶。土改无夜无日拼生拼死往农村里蹲，累死了有谁管？整队来了，说是‘地主思想’，却是往死里整。‘包产到船’这个责任制，罪有多大？你一个人下放农村当社员，全家都跟你到英德去受苦……”

    田炳信：这是哪一年的事？

    吴健民：是59年。58年我为执行国际主义任务，带一个专家组到越南去帮助他们搞北方全面发展水产的规划，走过越南北方十多个省做调查，最后写出《越南北方发展水产业总体规划》，送给我国驻越南大使何伟和驻越南经济代表处主任方毅审阅，得到他们的好评。后来还获得胡志明主席的接见。58年年底回国，不久即碰上反右倾政治运动：乃将我这个“包产到船”的责任制主张列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进行批判处分。

    田炳信：是不是你刚从国外回来就冒冒失失地提出“包产到船”这个问题？

    吴健民：这个“包产到船”的责任制主张，我在1956年就已在调查了全省各海洋渔港之后提出来了。还写了文章，出了书。59年的这场反右倾政治运动是中央来的大气候所决定的，所以很快上纲，定了性质：戴上帽——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下放农村当社员，留党察看一年。全家人都下英德了。我就此事写了《依稀往事难忘贬英德》一文，有详细记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再说下珠海前同家人商量之后的情况。老伴她联系到历次政治运动对人的挫伤引发的那种怨气和激动我是理解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政治上制造了无数的悲剧，而对社会意识的恶劣影响和对领导干部伤害的余痛，更非短时间所能消除。但是，老伴毕竟是识大体、顾大局的老战士，最后还是同意我上珠海去拓荒。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她毅然提前离休，跟我一起到珠海主持家庭的后勤工作。……回头再说薛光军谈话后省委对我调动决定的一段过程。1978年10月初，广州市委整风。省委组织省里各部、委、办的一些负责同志进入参加整风的市委各小组。我被派去参加（在越秀宾馆）第七组的活动。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也坐镇参加市委的整风活动。有一天开完会，习仲勋同志约我到他房间谈话，开门见山地问我到珠海去主持工作这个问题。他问起我过去工作的许多情况，我无意中向他汇报在中南局任农林计划局局长那个时候，听到陶铸同志传达陈云同志关于建立商品粮基地的指示，便带领局内的同志分头到大区各地进行调查研究，经过半年时间，搞成一个关于中南区农业商品经济基地建设的初步规划。这种基地，不仅有商品粮基地，还有棉花基地，油料基地、糖蔗基地以及热带作物基地等等……，仲勋同志听后非常兴奋，站了起来，说：“那个时候提农业商品经济基地建设是很新鲜的观点。现在我们要开放，要利用靠近港澳的地理优势，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你的思想观点对头。看来要你去珠海主持这个边境城市的工作是不成问题的了！”

    田炳信：就这样很快定下来了。

    吴健民：调动就是这样定下来。说赴任，还有成立省辖市报中央的手续，任命也要报中央组织部，也不是很快。

    田炳信：当时叫筹备组，是吗？没有批示之前叫什么，叫出口加工区还是筹备小组组长？或什么名堂？

    吴健民：记得当时定在宝安、珠海两地改制建立深圳市、珠海市两个省辖市，这个问题广东省委早已有统一的意见，并作出决定报中央。并未用筹备小组的名称，更没有出口加工区的叫法。在此之前，1 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根据国务院的要求，派人组成经济贸易考察组赴香港、澳门进行经济考察，并写出报告。报告的说法是建议利用港澳的经济优势，选择宝安、珠海建成“出口贸易基地”。“出口特区”这个名称，是到了1979年7月15日中央发出五十号文时才提出的。其实，深圳、珠海这两个省辖市，在中央批示下达之前，广东全省实际上已公开了。大家都已认定。我也是在中央正式批准之前通过佛山地委早已熟悉的关系于78年11月即先到珠海去看望当地县委的同志的。当时路过佛山即同地委书记杨德元打个招呼，德元却正式给珠海打电话，说：“将要去主持建珠海市的吴健民同志即要去看你们，你们要召开县常委会向他作详细汇报。”省辖市问题也曾经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在78年10月，广东省革委会写的报告却是说“省委决定两县（宝安、珠海）建立相当地级的中等城市，配备有力的领导班子，由省、地双重领导”，而不是直截了当指明是省辖市。当时我看到文件后，去找主持省革委会全面工作的刘田夫问明原因。刘解释：本意是省辖市。考虑到此两地原分属惠阳、佛山两地委，建市过程要更好地取得地委的协调、支持，所以采取双重领导过渡一下。今后你们写的报告，可以直接送省委，同时抄送地委。

    田炳信：当时从广州去珠海路程要多少时间——半天？

    吴健民：我经佛山去要过四条河渡，至少三个多钟头。78年那次去珠海，县委书记领着我看了好几个公社，还召开了一次常委座谈会。大家坦诚发言，都拥护建市搞外贸基地。还对建市的方针表示不同意发展经济以农业为主的提法。但是，座谈中我也看到大家守在港澳边境，却对港澳优势缺乏研究，更难谈到对境外市场经济的认识、理解。

    田炳信：那时已经提出市场经济的问题了？

    吴健民：我是说到了珠海，形势迫着你要向境外、向港澳学习市场经济，要去考虑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探索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田炳信：那是1980年吧？

    吴健民：还要早，我到珠海的初期，79年年春。当时说实在的，我毕竟是搞经济工作多年的一头孺子牛，这一点敏感性还是有的。在省计委、省社队企业局的时候，对引进的来料加工企业其产品是不受计划经济所支配的，我确是在经常探索并思考着他们的商品运转过程，也闻到商品经济所独有的气味。不过，中央没有开口，我当然不敢乱说。到了珠海，我确实从对外经济活动过程感到市场经济运作中资源配置的优劣是决定成败因素。79年春我在珠海一次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对市场经济曾提出过探讨性的观点。  现在回过头来应该回答你刚才问到的我调入珠海看到的情况和碰到的困难了。79年的情况并不像有些同志所说的“当时特区内违法乱纪时有发生。特别是深圳和珠海一带有人和境外走私团伙勾结，走么猖獗……”这些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是局部的问题，我们不应该以偏概全，夸大其辞。问题看领导机关处理的决心和成效。邓小平同志就说：“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央在1982年发出了指示，珠海在这方面是做得很有成绩的。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介绍当年的客观形势。我可以郑重地回答你：走私问题并不是当年我调入珠海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我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成群结队晚上从珠海偷渡过澳门所造成的边境不稳定。这些偷渡的人都是农民，有珠海的，有珠江三角洲各县的。珠海三灶这地方，仅79年3至6月，偷渡者即在海上淹死了22人。就在这个紧急的时刻，习仲勋、寇庆延、黄荣海等同志到珠海召开了一次珠江三角洲这一片的反偷渡工作会议。这时候，有个别同志在会上说偷渡的人都是向往资本主义的，是属政治问题。我对这几位领导同志解释我们在农村发展经济的工作没有做好，农民收入很低，生活过得苦，加上农村分配不公，对比在澳门的亲戚、同乡，显得悬殊太大。所以，便想法越境偷渡了。这完全是经济问题。这些意见，得到习伸勋等几位老领导的支持。会后珠海市委常委会议上统一认识，采取了请示省委批准恢复边境小额贸易的措施，即允许边境的公社、大队所产的特殊作物、产品（如鲜花、药材、水果、鱼虾等）可以直接凭证件直运澳门、香港卖出，增加收入。加上积极引进办“三来一补”的加工企业，村村办工业，户户有人进厂打工，并逐步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珠海农村的面貌确实焕然一新，边境也趋于稳定。

    田炳信：偷渡的人数很快下来了？

    吴健民：珠海本地少了很多，外逃几乎停下来了。其他县、市还有。有的县干部不认真从发展农村经济去谋求问题的根本解决，当然这会涉及人民公仆的意识问题。珠海湾仔，在恢复小额贸易之后仅8个月，单鲜花一项结算，即收入52.3万港元。边境小额贸易中，2.5公斤大虾在澳门即可换得一桶（180公斤）柴油……珠海农村的经济大转机，这些奇迹性的发展信息传出去，偷渡出去的人，逐渐从少量到成批成批地回来了。原来偷渡过澳门的农民，因为在澳门没有取得合法居留的身份，是很受歧视的：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分得的报酬都是很低的；而托人情加上贿赂才找到的工作随时可能被辞退；因为到处都是低人一等，所以平时也不敢公开露面。如果家乡生活水平确确实实改变了，这些人没有理由会去冒风险外逃，到外地去当比奴隶还鄙贱的人！珠海的形势好转了，我们也请逃港澳回来的典型人物现身说法，在会上介绍自己悲惨的遭遇来进行反偷渡、建设自己家园的宣传教育。效果很好。

    田炳信：你讲的这个偷渡问题，我看到资料写的那次偷渡比1 962年的规模要大好几倍，

人数这么多究竟是什么原因？

    吴健民：大规模偷渡的人不是来自珠海本身。多数是来自周围各县。我记得珠海三角洲一些县公社以下的干部作风不正，捞私利，对社员分配不公，引起广大社员的反感。加上1979年前后公安部门好像传出一个被歪曲了的讯息：说公安放宽政策，要发大数量的农民出境申请表。我记得珠海市民79年上半年通过正当渠道填表申请出港澳的累计达1.5万人。珠海三角洲与珠海邻近的几个县据说一下子就发出了4万多份出境申请表。但是，批准出境定居的毕竟要经过好多次调查，能获批准的属少数。那些未获批准的人就来一个“你不批准，我自己批”，组织起外逃的高潮了。高潮中像是中山县人较多，番禺也有一些；顺德经济发展得较好，少些。

    田炳信：你说偷渡是第一个碰到的困难，那第二个是什么？

    吴健民：接着碰上的就是垃圾、污染。澳门的垃圾长期威胁着珠海这个地方。珠海确实是一个贫困的边陲小县，却没有想到在连接着澳门的拱北关闸地带，往西边朝湾仔的方向近海边一带叫茂盛围的地方，让澳门堆放垃圾成山，有人估计超过80万吨。垃圾堆沤发热，喷放恶臭的气体飘进珠海；有时还自行燃烧，黑烟滚滚，污染一大片。我调查污染问题询问在那里放哨的边防战士，他们说：“……夏天东南风吹来，那臭气真是闻了就想呕吐。这垃圾堆是制造疫病的祸根……”“海边水质污染更严重，茂盛围小河的水变黑了，鱼虾绝迹，我们在河边种的这片水稻，徒长叶子，结不了谷穗。”一位连长告诉我：“河床污泥堆积增高，毒水灌入，土壤都被污染了。……我们这里受苦不知向谁诉说”。可是，解放以来，珠海都是利用垃圾捡废品换钱，搞点肥料，成为生财之道。还成立环境卫生处，专营垃圾买卖。每天派船到澳门运回垃圾，造成第二次污染。从拱北到前山、翠微、湾仔以及香洲、唐家等地，路边到处堆放着垃圾，一片风景优美的地方却搞成臭气熏天，乌七八糟。我看了确实感到心痛！后来调查才知道，澳门市政管理上，并没有建立垃圾处理工厂的计划。数百年来，殖民当局连污水处理系统也没有建立。回过头来说我们自己：珠海同志的环境保护意识也实在太差了。

    田炳信：珠海困难的时候还组织一些干部去捡垃圾，有没有这回事？

    吴健民：说起来还是过去干部的环保意识问题。县政府成立的环卫处说是每年能赚到100万元，但是他们就没有想到付出珠海全县受污染的代价，不是100万元所能补偿得了的，而且祸及子孙百代。所以，当市委讨论处理垃圾问题，一致同意停止运澳门垃圾入境并请求省府约请澳葡当局同珠海谈判垃圾处理问题的时候，仍然有些同事还冷言冷语：“大饭碗还没有捧上，好歹还有100万元收入的小饭碗就打烂了。岂不弃之可惜？”当时解决这些问题我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就将茂盛围边防部队诉苦的话说了，还严正指出：眼看着珠海受澳门垃圾的严重污染而不顾，这不能不说是对不起珠海人民的一件犯罪的事。会后有好多名干部找我认错，他们自我检讨承认对珠海建市缺乏思想准备，在环境保护的认识上水平低。可见珠海的干部，随着建市后的实践，他们是要求进步，而且也会进步的。上面说的发生在干部身上的一些矛盾，同珠海的家底薄，贫困，确也有关系。当然人穷志短不是绝对规律。总之，当年市委对于开放大力引进办企业这一措施是抓得紧的。为了加强引进资金引进技术等的信息手段，我们专门派人到澳门经过调查和多方联系，设立了珠光公司，代表珠海作为经济活动和引进的枢纽。以后起到的作用是明显的：对于边境农村的稳定，对于澳门垃圾的处理和珠海环境保护，对于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奇迹性的效果。

    田炳信：以后还碰着什么大的困难？

    吴健民：作为大的困难，值得介绍的就是在搞建市的总体规划中揭露出人才极端的贫缺。79年的新年过后，对我的任命还未下来，王全国同志即通知我1月8日参加省府召开的研究深圳、珠海两市建设问题座谈会。趁座谈会这个机会，我同省建筑工程设计院挂上钩，请他们尽快组织帮助珠海的规划专家小组，到珠海去着手搞建市的总体建设规划。由于设计院长真诚的支持，规划班子很快就组成了，还邀聘了外省的一些有名专家。我们在珠海马上设立了规划设计室。总体规划首先需要测绘出五百分之一的地形图，但是珠海本身连一个测绘人员也找不到。笑话就发生了。省里参加规划工作的测绘部门干部说：“省测绘局已派来4个测绘人员，编成一组。工作的进度是，一个组完成一幅图，要10个工作日；每一平方公里的地形图，要绘20幅图，共花200个工作日。”我的天啊。现在珠海找不到测绘人员，如果仅靠省里来的这个4人测绘组，珠海陆地面积364平方公里，测绘图的任务要近二百年才能完成。我们说是要搞一个海滨花园城市，要规划出一个有文化的、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经济繁荣的经济特区。但是单指测绘地形图这一项，自己连一个懂测绘的技术人员也没有，靠外来支援的人力就要搞二百年才成。这话说出去，还不把人家的肚皮都笑破了么？！

    田炳信：我知道你是仁慈的人，不会让人笑破肚皮的。后来是如何解决的？

    吴健民：当然天无绝人之路，而路也是靠人去走出来的。我们从高中毕业生没有升大学的找一批加以临时训练当帮手，再从部队转业的测绘人员找一批参加这项工作。更重要的是按省设计院指引的门路，积极联系空中飞机摄影测绘，达成协议。提前完成任务。

    田炳信：当年一定下来就这么个规划是吗？

    吴健民：是的。自1979年5月开始，经过一年的酝酿、测量、调查，然后进行反复讨论研究、修改，写出了方案，最后还聘请了全国数十位专家评议，从人口规模、劳力平衡、经济区域、生产布局、城建设计、园林绿化、产业发展预测等方面加以论证、完善，终于制订出珠海市的建设总体规划，报省府批准。并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具体制订珠海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因为有严谨的态度，走求实之路，真正从实际出发，因此实践起来，出现的形象，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好评。谷牧表扬了好几次；北京城市建设规划展览会珠海渔女的雕塑像摆在大门入口作为第一个典型；赵紫阳来看后回去通知钓鱼台国宾馆的经理专程来参观学习珠海石景山旅游中心；国外游客在参观珠海的留言簿上写上许多对城市建设规划真挚赞扬之言。我们的规划提出建设一个南海之滨花园城市的方向，梁湘上深圳接任市委书记之前专门打电话给我，说：我要先到你那里看看。到珠海之后住了三、四天，专谈城市规划，专看花园城市的设计；走时仍觉余兴未尽。不幸的是不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什么时候起，却突然在珠海涌出一股逆流，说什么珠海市领导开始完全不懂得城市规划和建设，拿着香港当作珠海特区学习的榜样，“把高楼大厦与现代化划上等号”。说来说去，最后将1979年至1980年的那次涉及数百人辛勤劳动的总体规划也否定了。好像最完美的城市规划只有他们这帮人，才能搞出来。我看这种篡改历史，出于极端个人主义立场，胡说八道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的。

    田炳信：当时你到珠海当书记，你班子主要成员还有谁？

    吴健民：市长变化很多。最初没有成立市政府，叫革委会，市革委会主任由佛山地委办公室主任甘伟光调任。以后正式选举成立人民政府，撤消革委会，产生市长。这时候习仲勋告诉我：中央有通知，党政一元化，我习仲勋是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你也应该兼市长。我那时极不愿意兼管更多的行政事务，他说服我要执行中央的指示，结果兼了两年多时间的市长。

    田炳信：那时候梁湘也是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

    吴健民：都一样。吴南生去深圳也是书记、兼市长。珠海在我兼市长二年后，凌伯棠去找我，他原在开平当县委书记，要求我让他到珠海来工作。我了解情况后报告省委，经省委同意，他调到珠海任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代市长）。不久，省委要珠海市委推荐一名干部到省委工作，经过市常委研究，推荐凌伯棠上省，后他参加了省常委。凌走后，我的兼市长仍然没有脱身。接着就要谈到梁广大了。原来他离开南海县委后到佛山地委参加常委、当财贸部长，后让他上中央党校学习。当他发现佛山地委撤消后改为佛山市委和江门市委，这两个市委都没安排他的职务，他知道我到北京开会，就从中央党校找我来了。那是1983年的6月，他对我表示非常愿意到珠海工作。我开完会回广东后找王德同志（省委候补书记、管组织工作）汇报此事。王德同志将这件事又告诉了分管特区的吴南生同志，吴即曾打电话给我，主要是考虑到梁一直是搞农村工作的，现在到特区城市，要搞对外经济、搞工业、搞城市建设以及边境，境外的引进，研究市场经济等等，是否合适？我说从南海县的经济发展看，工作是不错的，至于特区的人才要求，也可以在实践中磨练和考察嘛。而我在凌伯棠走后所兼的市长仍然没有摆脱，我确实希望摆脱那么繁多行政事务，故请给予支持。这样吴就同意了。到了省常委通过、报中央批准到省委下达任命已是8 3年十月了。他是十月中下旬才到珠海报到的。

    田炳信：83年您还是市委书记，那他是什么职务？

    吴健民：他是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

    田炳信：副市长代市长，转市长又是一年后的事？

    吴健民：84年开市人大时选举产生才正式当市长。当时建市后对于干部的任命，职务的安排，原来珠海县的干部守住县的职务，对建市的思想准备和认识较差，因此，有些干部从名利出发，曾发生过一阵波动。比如原来县的正局长，现在提升为市的副局长，他就觉得不满意，患得患失，不认为是提升。做这方面的思想教育工作很辛苦。我总认为，要建设市一级，即地委一级的经济特区，这里的干部，最需要全心全意的奉献精神，没有这样的干部班子是不行的。

    田炳信：吴老，当时珠海特区筹建的干部来源是省里调一部分，然后佛山调些，还有本地的，是这样吗？

    吴健民：省来的少，以佛山调的干部多些；珠海县的干部基本上没调出，都直升上来。

    田炳信：当时从北京、上海、广州到特区工作的外地干部多吗？

    吴健民：有，要到83年。我到省里有关部门要人。给高教局也打了招呼，希望大学生

毕业分配要给珠海倾斜一点。到83年就有较多外来干部充实到珠海。

    田炳信：邓小平84年来，您是一直陪着吗？当时的情况能不能讲一讲？你是到深圳接他还是在珠海等他？

    吴健民：是的。我当时已是63岁，超龄服役准备退回省顾委了。1984年1月24日，我参观厦门、汕头两特区之后回抵广州。省委书记王宁通知我说有重要任务交给你：邓小平已到深圳，要你回珠海去主持接待他过珠海视察的全盘工作。这是省委的决定。我满心欢喜，这是盼之不得的事。第二天一早我就回珠海，并立即召开市委常委会议检查和安排接待、汇报等工作。大家都说，你既回来主持接待，向邓汇报当然非第一把手不可。我也愉快地接受这个任务。我们同时同万山群岛要塞区保持联系：他们如派出登陆艇去深圳接邓过来，就马上通知我们，我们珠海市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即到唐家湾部队码头去迎候。结果是：1984年1月26日晨，我接到通知，小平同志一行（包括杨尚昆、王震等同志还有卓琳同志及女儿们）将在上午十时许到达珠海，我们几个人按时在码头迎接。在码头是随邓一起在深圳过来的梁灵光同志将我介绍给邓小平同志相识的。

    田炳信：在这之前见过小平吗？

    吴健民：只在会议上见过。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听过他几次谈话的传达。没有面对面谈过话，他不认识我。他们上码头之后，随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对我说：首长这次来南方看看，主要是来休息的。请你们不谈太多的工作，不要提什么要求，保证首长能够好好休息。今天的安排是先到中山的温泉宾馆休息三天，29日你们才来领首长到珠海参观。说后孙勇指定我一人上邓的车，就坐在邓身边同一椅座上。

    田炳信：什么车？

    吴健民：面包车，略改造过，邓的座位前面设有一只小长几。我向邓汇报时可以在几上摆上一张小地图。我知道我的这个座位本是邓榕靠在邓耳边做翻译的位置。现在我坐上了，也用普通话靠近一点慢慢地说，看样子他是听清楚了。我一路介绍特区的范围，创办的过程，开拓队伍的组成，碰到的困难，对旧体制的看法等等。虽不很系统，但重点的问题基本上都提及了。他很少说话，但神态反应很锐敏，点头频频。说“好”也能表达他的情绪：有轻有重。中山温泉宾馆到了，我陪他下车，安顿好了才告辞。

    29日那一天，我一早就带着几个副书记到温泉宾馆去接小平同志来珠海。到达宾馆，他正在同宾馆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他们照完像，我按孙勇的手势还是上邓的车，卓琳是我进中央高级党校l956届的同学（不过不同支部），说起来在车上有说有笑，十分融洽。我陪他们先往拱北走，车开进了拱北，邓很注意拱北工业区的新建筑物，问了一些情况。我介绍：“这个高层建筑物是特区最早同港商合作建的12层商品楼。对面你指的这座是特区商业服务公司的一座19层建筑物。……因为中央指示可以先从住宅、旅游入手，积累资金，搞好特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正是按这指示做的。效益还好。”车接着到达拱北关闸口，我指着关闸口的对面介绍这就是澳门。那边确是破旧不堪，而我们这边却是新修建的海关大楼和关闸广场，面貌一新。我看这时候老人是兴奋起来了，脸上堆满笑容。我说我们认为现在澳门还没有收回，这个关闸口我们这边的一切建筑、道路、整个设施都代表我们国家，也代表我们经济特区。老人很高兴对着我点头叫好。车转上迎宾大道，新修好的40米宽马路，实在壮观。老人说话了：“你们做得对！”我乘机指着茂盛围曾是堆放澳门垃圾的地方讲了澳门垃圾危害珠海的故事；也介绍板樟山造林绿化的机关干部动员带动当地群众的情况。其实这件事也要感谢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提醒，记得好像是79年初，曾涛同志出国访问经澳门回来，就觉得板樟山一片山地荒凉光秃秃，比澳门还差，就专门给省委说了这个观感和要珠海动员造林的建议。小平同志离开拱北转入往九洲港方向看到石花山下的珠海度假村正在建设的别墅和花圃，也寻问了这地方属于哪种性质的建筑，可见老人参观的认真态度。车到了九洲港，老人下车了。这时候九洲港客运通航香港已一年多了，第二期的工程正准备启动。听了介绍，对于这样一个港口，靠自筹资金二千多万元，经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即建成一个货运量指标100万吨，客运量港珠深（圳）间最高预达70万人次的港口。可见珠海特区开拓者们的决心、毅力和智慧是值得赞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此开怀地笑了。接着他看了直升飞机场和附近的工业区，最后进入珠海第一个引进的毛纺厂。老人看得很仔细，精神抖擞，毫无倦意。看完本来就要上车了，有人提出楼上还有另一家电子厂的一个车间，我征得老人的同意又上楼去参观。电子厂的厂长在楼上迎候，他是一个28岁的青年人，又是自学成才的，得到老人的赞扬。参观的全过程我都在老人的身边，我深深感到老人是在积累经过实践检验的“特区窗口质量报告”讯患，他确实充满着喜悦的心情。对珠海原来的家底和五年来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在车上我首先详细汇报了。他对珠海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布局以及园林造型多次表示赞赏和惊叹。说话是不多，间或也有提问，也有不少次连声叫好。——看完了，中午，就请他们在珠海宾馆用午餐。

    田炳信：就是石景山宾馆吧？

    吴健民：不是，是在石景山宾馆隔壁的珠海宾馆。这里有一件当时议论得最多的事就是小平同志在深圳没有题词留念，希望我能设法让老人题词给珠海。既然是总设计师来视察，看后没题词好像也不好交代。我也感到有压力。我了解到他在深圳是给一艘退役改为水上酒吧的游艇写了“海上世界”的牌子。这算是写招牌，不是题词。我从此得到启发，便布置由珠海宾馆的经理张倩玲来向老人请求题字。也许这样办能成功。

    田炳信：在珠海宾馆您是同老人在一桌用午餐？

    吴健民：是的，我坐在他身边。因为老人高兴，坐下来谈天说地很轻松。马万祺在澳门赶来相陪就说：“首长看来身体很好，多年不见，也不见老。”老人说：“已八十了，还不见老？”马万祺接着说：“老当益壮，祝您健康长寿！”老人风趣地答：“目前还死不了。”席上流溢着欢快的气氛。这个时候，张倩玲走过来，恭敬地向老人请求：“请首长题几个字留念好吗？”

    田炳信：哦，这都是你设计的？

    吴健民：是的。但是这时候我内心上也很紧张。万一老人不答应怎么办？我很注意他的神态。毕竟是伟大的政治家风度，他和蔼沉着，却把眼光对着我了：“你看写什么啊？”嘴边带着笑意。我顿时把心头压着的石头放下了，顺口就说：“你看了珠海特区就写对特区评价之类的话……”没想到老人立即站起，健步走向早已准备好的摆上宣纸和笔墨砚台的桌子，就动笔写了。并不是如某些人说的“站在桌旁考虑了很久”。

    田炳信：这桌子也是事前准备好的？

    吴健民：这是张倩玲他们准备的。——我也想过，也许总设计师看过深圳之后，仍觉得实际情况未足以有力地支持老人对特区设计的检验结论（毕竟是仅看一个地方）。经过珠海这一程，基本上可以说豁然开朗了。所以，我确实感觉到总设计师所写的“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七个字，真正出自他看到自己“设计的产品”取得圆满成功的那种内心喜悦而表达出来的。这是实实在在对开拓者作出成绩的肯定。是对士气衷心的鼓励，又是真诚、严肃的鞭策。总设计师写完题词，放下笔，全场热烈鼓掌。这时候张倩玲又走过来问我：喝点茅台可以吗？我转问老人：“喝点茅台？”老人回答得很干脆：“可以。”马万祺举杯敬酒，老人一干而尽。干了两杯。孙勇紧张了，走过来在我耳边轻声说：“请不要劝酒。”我告诉孙勇请放心，我会掌握的。整个餐厅自始至终充满和谐、喜气洋洋的气氛，这种气氛又给每个人一种特别的感觉——这就是大家都围绕着经济特区的建设事业而享受到一种深沉的喜悦和经久的激动。

    说到这里，我觉得还有必要谈及今年8月17日《南方日报》A03版刊出《小平两次题词给特区打高分》一文，都涉及上面我们谈论的许多珠海特区创建前期的问题。因为内容严重失实，观点上无端责贬特区事业而且背离党性原则令人惊异。文中开始即写“谈起小平首次特区之行的背景，时任珠海市市长的梁广大感慨万千。他说，当时特区内违法乱纪时有发生。……沿海一带有人和境外走私团伙勾结，走私猖獗。”“梁广大说，当时特区的同志缩手缩脚，出外省还被迫另走一条道；有的甚至不敢和外商握手，更谈不上接待外商。他也不得不以市长的权威强行派单，与外商谈合作。”“特区……被……自身的无力困扰着，改革究竟该不该继续，……广东陷入了困惑。”这些话，涉及对当时形势是否有正确认识，也涉及对试办经济特区前期工作的评价。刊登在广东省委的党报上，有其负面影响，所以，必须说明真相。

   “小平首次特区之行”是1984年1月29日到珠海的。而梁广大是1983年10月中、下旬才到珠海报到，任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代市长。到任未及4个月。他看到的这个背景，是珠海经济特区经过创办初期——五年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取得初步胜利的局面。怎能作出如此评价，说什么“自身的无力”，“缩手缩脚”，以至“广东陷入困惑”？！……办特区初期出现一些走私违法乱纪的事，那仅是局部的问题。重要的在于领导机关处理的决心和成效。在珠海，当时按上级指示坚决采取有效措施，连续打击这些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成效非常显著。并没有陷入混乱或所谓“将要垮台”的局面，这是尽人皆知的。参加创办特区初期实践的拓荒者有成千上万，他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难道一个进入特区仅三个多月的新兵，就能摆起总指挥的腔势，在那里说三道四；就不怕人家笑话吗？文中还说到小平同志“到珠海时，当时的市委书记吴健民和市长梁广大都不好意思向小平汇报工作，你推来，我推去。最后还是吴健民作为书记，‘命令’梁广大汇报。”……这些话纯属编造。84年老人视察珠海的全过程，我在上面已有详细的介绍。当时我从没有——放弃我的责任要这么一个三个多月的新兵来代表市委去向总设计师汇报的这种念头。梁认为“真的没有什么好汇报的”，“硬着头皮汇报，成绩没讲多少，牢骚发了一堆”。这都是谎言，也因为你心中有鬼。珠海原来的家底，确实穷薄。1978年的珠海县工农业总产值8023万元（其中工业产值3868万元）。全年的财政收入639万元。经过五年的努力，1983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已近2亿元；每年以平均递增13.5%的速度向前发展；这一年的财政收入比1980年增长三倍多，比上一年增长26%。记得我1984年3月离开珠海，当时财政净积累就存下1亿元移交给接班的人。1981—1983年这三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未包括斗门县）3亿元。1983年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得到改善：职工工资收入人均达到1375元（全国526元），比1980年增长48%，比上年增加5%；农村收入（从1978年的149元上升为）599元（全国309.8元），比上年增加80%；渔区人均收入808元，比上年增加34.7%。我们确实应该看到，自1979年至1981年这三年间，单补偿贸易出口商品收入即达530万美元。在珠海工业这样空白的许多基层乡镇上，有不少小企业因引进资金而得以更新设备，形成生产力，发展经济。珠海发展的速度受到原来基础的制约，是不奇怪的。上述这个发展，虽不算高速，但也表明，五年的时间，从事试办珠海经济特区的开荒牛们，并非“白吃饭”的庸人。他们奉献自己的一切，在顽强地战斗。如果你硬要将珠海特区的前期这五年说成一事无成，“一穷二白”、“不如南海一个公社的地方”；硬要对开荒牛们持轻视、蔑视、冷漠的态度；对于这些问题，广大人民和南方创办经济特区的历史是会作出公正的评价的！

    回过头来再说老人的事。老人题了词，吃完午餐，就在宾馆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同珠海的主要领导同志一起照了像，然后带着珠海经济特区人民依依惜别之情，直奔广州。

    田炳信：以上你讲这些历史情况，已非常详尽了。最后我还想问，你们珠海这些年是不是也错过了一些历史性的发展机会，就是整个来看，你觉得存不存在这个问题？

    吴健民：你指的是什么时期？

    田炳信：就是整个时期：从开始到现在。有没有这样的说法：珠海搞滨海城市，等于把门槛提高了。“三来一补”很多跑到深圳、东莞那边去了，有一部分跑到中山去了。等于没像深圳那样大鱼、小鱼、虾米都吃，换一句话说，一个城市的大原始积累时期错过了。

吴健民：如果说整个时期，那么84年三月以后我就不在珠海了，难予评论。就你提出的这些看法来说，我倒是不觉得搞滨海城市，就阻碍了三来一补的工作。“滨海的花园城市”是指城市建设中营造一个优美的生态环境。对于“三来一补”的引进，更能提供一个舒适的创业环境。假如引进的企业带来了污染，我们也会商讨如何消除污染的有效措施。至于引进的企业，有的离开珠海跑到深圳、东莞、中山去了，我看必有内在的各种原因，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假如单讲当时的政策，我认为至少在1984年三月以前珠海的政策是不至于驱使引进的老板放弃珠海而跑到外地去的。记得1983年这一年，珠海就引进工业项目（多是三来一补）413宗。人往高处走，如果人家比较之下，觉得深圳等地条件比珠海好所以走了，那就不是“门槛提高了”的问题。不过，经你的提醒，我倒想起一个问题：我离珠海之后，继任的人曾发起几次“揭发”上届党委决策的“错误”。本来，如果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共同总结历史实践的经验教训，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可惜事实完全相反：他们编造了许多莫明其妙的谎言，如“以旅游为重点的发展战略失败的教训”啦，要办成“以旅游为主的特区”啦，离开当年的历史条件奢谈特区创办初期就应该提出“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啦……。其中最要命的有一条，就是否定“三来一补”的历史作用，批判前届市委对外经济交流中“‘三来一补’企业占居多数”，“整个工业形成以轻结构、装配型、后工序加工和劳动密集型小企业为主的结构”，“这种状况构成了对珠海经济今后更大发展的主要阻力”。如果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是以排斥“三来一补”为战略指导方针，那么许多小企业纷纷跑到外地去就不是奇怪的事了。总之，批判前届市委的“错误”是一个延续多年的大战役：先从1984年4月的三级干部会议发动鸣放，接着是5月4日写上《内部参考》造成舆论；又有1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三名记者的文章大为抨击珠海“单纯强调‘以旅游为重点’的发展方针，是不符合中央要求的”。还编造一段更荒唐的奇闻：“一直到邓小平同志今年1月视察珠海后，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才明确地认识到”这个“方针”“不符合中央要求”。以后《光明日报》、《南方日报》都发表过有关的文章。……直至1995年，重头戏响锣了：珠海组织了中央党校不少教授、专家、学者参加的珠海经济特区调研团，经过一年多时间，写出了《珠海经济特区好》（调研报告）一本51万字的书。对这书谁都能一看则明：它对珠海前届的市委是持否定的态度的。书中接受了曾经用以攻击前届市委的全部伪造“罪证”，还将“如果仍然要坚持以旅游为中心的话，我们希望你向中央或国务院报告要求批准给珠海三条政策，可以搞出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最有吸引力的旅游区。一个要给全免税的经济特区，二要允许开妓院，三要允许开赌场。”这样的看法都写出来了。难道这是对待旅游事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吗？

关于创办特区前期具体过程和前届市委遭攻击的详细情况，我在已出版的《创办珠海特区五年的回忆》、《遐想集》两书中均有较系统的介绍。这里就不能再说太多了。

    田炳信：能不能顺便谈谈对习仲勋和任仲夷他们那一届省委领导班子你个人的一些印象？任老的口碑在广东很好，所谓口碑，是指朝野的共同评价。

    吴健民：谈对习老和任老的肤浅印象倒可以，要评及当年整个领导班子就谈不起来。我也还掌握不到当时口碑的综合内容。

    习仲勋同志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检查珠海的工作就碰上毛纺厂的问题。毛纺厂的引进是在很早的时候，还没有建市，是作为珠海县的项目引进的。当时主持引进谈判的是澳门南光公司，当然那是出于好意，是帮助珠海引进第一家企业。珠海县仅让派一个外经委的干部参加。但是这个厂设在珠海，建厂的协议不让珠海得力的领导干部参加全程谈判，就造成建厂后珠海对厂的管理由于协议规定所引起的问题变得错综复杂，矛盾多多，有时纠缠不清。所以，珠海有些同志对此有意见。也有对南光提出一些批评。毛纺厂的引进，应该说不是来料加工，而是一种补偿贸易：它是由港商出面向澳门银行贷款投资740万港元购买毛纺厂机械设备；珠海方面则投资55万人民币用于建厂用地，土建材料和投产前提供建厂等劳力。毛纺厂基建前1978年8月签订合作办厂协议后的11月即破土动工，1979年8月建成，并将全部生产设备安装完毕；9月试产，11月正式投产。整个厂拥有设备23台，2720纺绽；设计能力年产16支纱毛线120万磅。毛纺厂这时候生产经营主要模式就是为曹氏加工毛线。协议规定，五年内（根据设计生产能力测算），毛纺厂应在所得加工费中提取还清客商投资（即740万港元）的全部本息（利息按澳门某银行浮动利率计算）。协议的这个规定，其不合理之处是一目了然的：利息浮动，但是加工费并没有浮动。设计生产能力在五年间也必有许多变化的因素，计算并无留余地。还有协议其他方面显露出的不少弊病，在实践中就促使珠海有关方面对主持谈判的南光公司越来意见越多。在座谈总结毛纺厂经验教训的会议上大家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新华社广东分社的两名记者参加会议后写了一份《内部参考》，其中揭露正当珠海方面找客商曹氏商谈改正协议中一些不完善、有偏差的条文这个时候，就有南光公司的个别人员私下安慰曹氏说，国家对三来一补企业的外汇，有内定的补贴办法，珠海香洲毛纺厂“亏不了”。会上珠海干部气愤了就说这些人是“吃里爬外”。南光同珠海矛盾激化了。南光将这些情况不讲主要事实，就片面地报告外贸部，矛头直指“祸首”——珠海市委书记。外贸部后来居然转发出2号文通报送新华社和广东省委，并抄送中纪委，居心颇狠。幸在历史存在的客观事实最公正：省委和中纪委并没有对市委书记作出任何追究。到了1980年6月4日省委通知我同梁威林同志陪习仲勋省长等一行七人访问澳门。这时候，南光的一些人，不忘宿怨，就找机会向仲勋同志控告毛纺厂的这些事。7日，习仲勋我们这七人中午从澳门回到珠海。习通知我们晚上向他做工作汇报。后来我才知道下午他专门去看毛纺厂（没有告诉市委）。晚上汇报工作中，仲勋同志借一些很正常的问题竟发起脾气来，甚至站起来收起文件要离开会场。我自知自己可能讲了冒犯的话，就应该主动扭转这场面，便说“仲勋同志，刚才的批评和争论回头还可以慢慢地谈。但工业方面还没有汇报，还是继续吧？”看着仲勋同志又坐下，就赶快催促管工业的同志汇报，让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我知道习仲勋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元老之一，文化大革命受到较长期的伤害，但是，他是敢于坚持对“四人帮”斗争的意志坚强的老前辈，值得尊敬的。没有想到，过了几天，就在6月12日下午，他亲自打电话给我，对7日晚上的批评，表示歉意，同时并赞扬九洲港工程出色的成绩。过了两个月，就在8月26日晚，仲勋同志又打电话给我，说谷牧已将曹光彪（即毛纺厂客商）的一封信转来，毛纺厂的是非我已比较清楚了，希望对毛纺厂的整顿抓紧一点。又提到“那天晚上批评你太生硬了，……我这个人有时就是讲话讲过了头，请不要介意。……你不要有思想负担”。我感到一阵感动，眼眶湿了。一位高级领导人能有这种诚恳的自我批评精神，榜样的力量就是一种最有力的鞭策！多么值得我学习！

    至于说到任老，我对他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他对特区工作指导上抓重点，抓要害抓得准，而且抓得系统，有力。说理也透彻、精辟。创办经济特区初期，社会舆论上表示怀疑的言论不少，特别是有人将特区比喻为历史上中国出现的“租界”。在关键的时刻，任老在省的会议上说话了：“从世界的实践看，还没有办特区变成殖民地的先例。反过来说，办特区正是国家对主权的运用。”正义之声，铿然有力。在一些人无端地责备珠海先搞旅游是严重错误，这时候，任老正面顶着说，办特区初期，资金不足，就是要先从旅游方面赚点钱来搞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邓小平79年同余秋里同志谈话时就强调了这一点。到了我离开珠海后的1984年9月16日，《南方日报》发表了“本报评论员”文章《珠海为什么出现新局面》，一棍子将珠海前期的市委班子“打倒”了，攻击“过去几年，珠海特区几乎没有兴办什么工业”。一阵来势汹汹的否定初期基础，割断历史的气焰横扫过来。这时候任老马上找丁希凌同志（当时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南方日报社长）说不能否定过去。不衔接前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是错误的观点。……

   万事开头难。这是中国人对事物判断的一个独特角度，也是一种历史的角度，这里有尊敬，有谅解，有一种包容和博大的思维。

   26年前的珠海，曾有人说这里是“一条街道，一间粮站，一间工厂，一家饭店”的地方，下午5点在香洲已经找不到饭吃了。1978年，珠海的农业人口有8万人，渔民0.8万人，城镇人口3.7万人，还有2万名在港澳和内地都有户口及渔船牌照的流动渔民。全年工农业总产值8023万元，珠海全县的财政收入639万元，农村人均收入仅149元。而现在的珠海，货如轮转，人如潮涌。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海滨城市，旅游城市。

    遥想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后，提出了观察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治理得好的标准：远者来，近者悦。这句话，在穿越了几千年的时空之后，在珠海找到了落脚点。

    珠海的迅速崛起，正是有了一批换了脑袋，换了眼睛，换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先行者的爬摸滚打，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亮丽、崭新的城市。

    田炳信，1982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码过字，码过砖头。曾任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新华社广州记者站站长，现为广东省信托房产开发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