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物：朱邵天，原广东省外事办公室主任
延安时期和五十年代曾担任陈云秘书
时 间：2005年06月02日
地 点：广州市沙面大街47号
时光的过滤功能真奇妙，能把许多味道——苦味、辣味、酸味、香味、美味去掉。一具埃及的木乃伊，岁月飘零过后，那成了一具有考古价值的艺术品；一场沙尘暴，跨越陆地和海洋后，变成了海洋深处许多生物的营养品。
一个老人经历了一个共和国孕育、诞生、成长、壮大的过程。在刁蛮的寒冬盘距的岁月里，他看到了僵硬的土地里静静等着春雨来临时挣扎出土地的种子，在北风掠过的冷空，他嗅到了春天，不管不顾光临大地的气息。这是一种等待，一种渴望，一种期盼，一种信念。
1935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落脚到陕北的延安。在这支大军到达不久，一名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也迅速溶入到这个大家庭中。他就是朱邵天。
朱邵天已经离休，离休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广东省外办主任。我在广州沙西大街外事办宿舍见到今年90岁的朱邵天老人。老人思维清晰，说起往事，就像在谈一件刚刚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对他的访谈，把我带进了一段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随着老人的回忆，那段历史沉重、神圣、鲜嫩、火辣的气息又弥漫在我的采访本上。
田炳信：今年是陈云同志百年诞辰，我知道你在延安时期和在东北时期曾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过，能否谈谈您当时怎么去的延安？
朱邵天：说来话长，我是1916年12月17日出生于山东单县，父亲朱五箴，字铭轩，1904年公费留学日本，1908以数学成绩特优考入日本仙台高等工业学校纺织染织系就读。1909年加入同盟会，并于1911年潜回上海、武汉等地参加辛亥革命活动。1913年毕业回国后，曾供职于济南市山东工业专门学校教授、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工学院纺织染织系主任、教授兼济南鲁丰纱厂技师、包头面粉公司会计师。长期从事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活动。
田炳信：你父亲的早期实业救国思想对你影响很深吧？
朱邵天：对。我父亲这个人他不做官，一辈子不做官，要工业救国。他从日本回来以后，是山东大学工学院的系主任，是高工。他从小培养我看三民主义，读孙中山的书。这个北伐啊，是我小时候经过的。北伐呀，济南惨案啊，我都经过了。他教育我们将来要工业救国，所以我就准备将来要学电呀什么的。
田炳信：你是哪一年到北京的？
朱邵天：我是1932年完成小学和初中学业之后，随父母去北平，就读于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这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全国各地不断掀起反日浪潮，北平毗邻东北三省，爱国志士密集，青年学生思想活跃，反日情绪更为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我接受左倾思潮，人很容易受到进步情绪的影响，我开始接触和阅读进步书刊，并参与了学生爱国活动。
田炳信：读大学是哪一年？
朱邵天：是1935年，我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当时，我父亲他给我准备的留欧美的钱都准备好了，德国啊美国啊。我说为了爱国呀，我要搞工业。他很赞成，他说：我就赞成这样的，自己奋斗。他支持我。我的弟弟也上了北平师大附中，那在北平是好的中学。我是在北平大学高中。我十几岁就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的那个左联。我不是作家，但它实际就搞各种活动。我就参与。那时我还没参加党。那时共产党很少，那时我也知道学校谁是共产党。后来北方党就完全消灭了。毛主席不说吗，长征的时候，白区的党就完全消灭了。那时候红军的一点力量都在中央苏区。北平的党只有个别几个很散的人。别的我的同学里，有的我知道是共产党。三个两个的，人不多。有的到苏联跑了。在北平的这个环境里，我就看了一些进步书刊。
田炳信：燕京大学是教会办的大学，在那种动荡的国内环境中，你们搞一些活动，是否比其它大学方便一些。
朱邵天：燕京大学是一所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大学，在“九·一八”事变后，社会笼罩在白色恐怖下，反动军警不能进入燕大校园，我们就利用这所学校学术空气活跃，言论结社比较自由，还有斯诺、夏仁德等同情中国学生运动的外籍教师等有利条件，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这所学校里，我进一步接触到一些主张民主进步的新思想、新观念，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害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全民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使我看到了前途和光明，也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由此在我心目中萌发了加人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走抗日救国道路的念头。
田炳信：你是什么时间入党的？
朱邵天：“一二·九”运动以后，我就参加党了。我在抗战以前就参加党了。参加党以后，我们也没跟组织上商量。因为北平的党组织都和陕北延安脱离关系了。
田炳信：谁是介绍人？介绍你入党的是你同学吗？
朱邵天：都是党员，都是大学同学。
田炳信：要不要填个表，履行个手续？
朱邵天：填过表。那个时候，名字是假的，其实谁也都知道。那时清华和燕京两个学校是一个支部。蒋南翔，姚依林啊，那时候也在那儿呆，都是那时候的党员。黄华就是那时候入的党。那个时候，我们也宣誓。那时大学两个人一个房间。我就选一个思想不是很反动，但是又比较中间的同学和我住在一起，好掩护我。我床下有一个箱子，是燕大和清华的党内秘密文件，由我保存着。他就这么说：“哎，你这床下边是共产党的东西吗？”我就把他说一顿，怎么是共产党的这么说？他说随便跟你开玩笑了。当时双十二事变把蒋介石扣起来了，有的落后学生要搞游行。他们就游行啊，反动啊。我们进步的学生就被他们抓呀，武斗呀。我同房间的那个同学就可以保护我们。他拿着刀子说：“叫他来吧，我来帮你。”我们那时青年人哪，一腔热情。现在北京李昌不知还活着没有，他是清华的。蒋南翔去世了。熊向辉很久没给我们来信了，他身体也不好。那时我的弟弟在师大，那时就入了党了。我们那时互相谁也不知道谁。我弟弟大概十五、十六岁就入党了，秘密党啊。他后来牺牲了。我们几个同学就听说了，写那个《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去陕北了。
田炳信：你看了他那本书以后才去的？
朱邵天：那时书还没有写出来呢。
田炳信：是听到这个消息了，斯诺去陕北了？
朱邵天：我们就听说了，他去陕北了。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看一些英文版的上海的评论周报这些东西，上面都有红军的消息，就知道红军长征了。
田炳信：长征到哪里了？路线？
朱邵天：那个还早了。那时红军已经到了陕北了，而且斯诺已经去了。斯诺在双十二事变时刚刚回到北平，我们外交部情报司的司长古朋就说：“哎，我们去看看斯诺写了东西没有。”斯诺回来以后，马上找到我们这些进步的学生，他也不知道哪些是共产党员，就把学生的积极分子召集起来。在北大那个林湖轩，就是过去湖心那个房子，他有一个小电影机秘密地给我们放陕北的电影。
田炳信：你们都去了啊。
朱邵天：我们都去了。开始就那么二十个人，或者三十个人的，很少的人。他有很多照片，做成幻灯片，就在那儿放。我们看得很兴奋。后来又在一个美国教授家里放。我们利用美国教授很起作用。
田炳信：当时国民党不敢抓他？
朱邵天：燕京大学他不敢进去。
田炳信：为什么不敢进去？
朱邵天：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学府，他不敢进去。清华他敢。姚依林他们都跑到我们那儿藏着。我们就在外国教授家里边腾出一间房子，做为我们党支部的会议室，秘密联络点。斯诺介绍了以后说：“哎呀，你们自己去好了。”他那时候也会说点儿中国话，也带英语。他就给我们画了图，说：“你们要沿这个路线走。”那时候很冒险哪。
田炳信：你去延安，斯诺对你起了煽动作用？
朱邵天：对，他引了一下路。我们十个人呢，正好用三月底四月初这个假期，就请了几天假。那时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安要两天多。从西安呢，又没有党的关系，又没有别的关系，我们就作为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代表去了。北平的代表我们是第一个。我们就那么硬找，跑到了西安红军的一个招待所。我们又不敢亮这个共产党（的身份），因为我们这十个人里边好多人不是共产党。我们就说到延安去。他们联络一下，给延安打了电报，说，可以，你们就去吧。
田炳信：就是八路军办事处吧？
朱邵天：那时候还没有八路军，是红军，红军兵站。那时张学良、杨虎城跟红军关系很密切。我们就乘汽车到了延安。
田炳信：那时从西安到延安得一天时间吧？
朱邵天：三天。汽车开了三天，夜里住了两晚上。到了延安以后，我们就住在延安城里中华苏维埃外交部。
田炳信：房屋简陋吧？
朱邵天：是个小土房子，几间房子。一个大炕。我们几个男生就睡那个大炕，另外旁边一间房子是我们去的几个女生住。旁边有一个小门，后边是一个小院，还有两间房子。那是外交部派的人在那里照料着。我们一来就把延安城轰动了。
田炳信：你们一来就轰动了。
朱邵天：当然轰动了。我们是第一个“一二·九”代表团。
田炳信：见到毛泽东没有？
朱邵天：见到了。像丁玲，陈赓啊，很多人都去看我们了。
田炳信：贺龙去没去？
朱邵天：贺龙没在，那时在西北打仗呢。毛主席，朱总司令，林伯渠，都去了。他们和我们谈话啊，上课啊。
田炳信：现在还有印象吗？
朱邵天：毛主席我们见了两次还是三次呀？两次吧。
田炳信：他说话你听的懂吗？他的湖南口音你听的懂吗？
朱邵天：他住在凤凰山下那个窑洞里。我后来听电视上说是吴家大院。他房间里边有一个大炕，上面放着文件箱什么的。里边有很普通的老百姓的一个桌子。我们就围起来，坐着长凳子听他们讲。朱总司令还专门讲二万五千里。那时我们第一次听到二万五千里长征，名字都是当时起的。当时还见到了写《朱德传》的史沫特莱，他知道我们来了很高兴。他写的《朱德传》，我们当时就看到了。我们回到延安，红军大学刚办了第一期班。
田炳信：你就在第一期？
朱邵天：不，我们是第二期了。第一期那一批大概都是将官，人也不多，大概也就100人吧。那时第一期刚结束。毛主席讲课叫我们听。他们发给我们一人一个小凳子，我们就坐在那里听。我们知道毛主席抽烟，就给他带了点儿纸烟。后来我也给刘少奇带烟。
田炳信：刘少奇也抽烟？
朱邵天：他那时候抽烟。那时候毛主席做报告，我们都听了。朱总司令专门讲二万五千里。我们专门地来听他讲，听了有一个半天吧。他讲得很多。
田炳信：那时你对毛主席什么印象？你第一次见他什么感觉？
朱邵天：当时跟他照的照片还有呢。他那时候很瘦的，还是贺子珍跟着他。他们开完西北青年代表大会，请北平同学参加。我们几个坐在最前边。毛主席坐后边，让我们坐在前边。后来大家欢迎毛主席唱歌，他就是不唱。贺子珍看得不好意思，说，他不唱，我替他唱一个吧。她唱了一个湖南山歌。
田炳信：江青那时还没到延安？
朱邵天：她那时候没到。我到她还没到呢，她那时在上海。在上海时我们也知道她。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一分钱两张的那种小报上就印着她的照片，说她的三角恋爱，所以我们对江青印象深得很。到了延安，大家根本不赞成他和江青结婚，都反对。王明最反对毛主席。他抓住毛主席的缺点，在青年食堂大讲毛主席和江青认识怎么样怎么样，败坏他的名誉。我们在旁边都听见了。大家都不赞成他们结婚，都是康生拉的皮条。
在陕北我们要上红军大学，留在那里学习。那时学黄埔军校的做法，红军大学开始改名叫抗日军政大学，林彪是校长，罗瑞卿是教务长。我们想留下，毛主席他们都不干。他们说，你们赶快地回北京，你们要推动抗日啊，现在抗日快要开始了。我们是一批“一二·九”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就要回去组织啊，抗日啊。我们就得回去啊。临时要跟毛主席一起照个像。他怕路上出事，也不敢照相。所以我们留的照片是我们临走的时候，在外交部院子里和黄华照的。那时黄华在延安给斯诺做翻译，他比我们早几个月去。那个照片倒留下来了。那时候我爱人在清华，没去，她那时在学校里搞“一二·九”运动进步活动，游行示威呀什么的。那时有很多活动。陈赓带着我们几个打靶，参加西北青年代表大会，参加一些晚会。成仿吾都跟我们一块儿活动。廖承志和朱光都很年轻，两个人每天跑到我们那儿吃饭。因为给我们准备的馒头，两个脸盆的菜。那时陕北都是吃面，做馒头，都一样。不过在一起吃饭，聊天，热闹。我们呆了有十多天，得回去呀。回去的时候，我们带了些书啊，刊物。
所以，陕北的情况，我从那时候开始了解了。到陕北以后，林伯渠林老给我们讲经济情况，所以我对陕北的经济情况了解得比较早。那个时候红军到了陕北，一方面军到陕北北上，一共最后活了九千人，不到一万。把二方面军贺龙还有四方面军加在一起，两万五千人。后来听周总理也讲过，就两万五。我们跟国民党要军饷抗日，就说是四万五，报得多一点，多要点钱。他就一个月可以给你六十万块钱，一年就那么七八百万块钱，再加上从香港上海，宋庆龄各地方捐的转过来的钱，一年得一千万也就不错了。
田炳信：那时的一千万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
朱邵天：相当于现在的十万块钱人民币。那时我们会英文，世界语啊，回到北平以后，我们就往世界各国写信，宣传。我把我们陕北照的那些照片，像跟朱总司令打篮球的照片，往国外宣传。我们还到北平各地讲去延安的情况，集体创作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后来不是出了一本。那时我们在丁玲的房间里边，当时我回来写过一篇文章，说看到丁玲了。《上海妇女生活》刚刚出来不多时候，在《上海妇女生活》上登了。我们看《两万五千里长征记》，是集体创作。名字大家在起，说叫两万五千里长征吧。刘伯承啊，什么的都在写文章，一段一段的，大渡河什么的。那个时候刚刚在整理呀，刚到陕北呀。我们几个忙着在翻看。我们就想，怎么能给它印刷，丁玲说先想办法把它带到上海去。那个《两万五千里》带到上海，后来就翻译了。美国的一个女作家史沫特莱写的《朱德传》，当时是英文打出来的，我们看到以后，她就拿到美国出版。我们在平大高中学习数理化时，老师都是用英语讲课，是美国式的教学，所以那时候，我们英语都很好。后来到了抗日了，林伯渠介绍我们到前方卫立煌那里去工作，成立秘密党支部，我就是负责人。有几个党员就很好了，很方便了。当时朱德、彭德怀都去给卫立煌汇报工作，他们两个都是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都去给他述职啊。我那时在警卫营，就把队伍带到村外边，喊着口令，“欢迎”啊，“致敬”啊，吹迎宾号。卫立煌去迎接朱总司令，远远地下了马，很客气了。那个时候呢，朱总司令在山西和周总理一起做卫立煌的工作，他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反共产党有名的。
田炳信：卫立煌的工作应该很难做吧？
朱邵天：卫立煌虽是蒋介石的嫡系，但又远比不上陈诚等嫡系得宠，自称是“嫡系中的杂牌”。 1938年，抗日烽火已燃遍祖国南北，山西战场上政治、军事形势极为复杂而重要。我工农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正以山西为中心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并向华北敌后挺进。当时，蒋介石把山西战场划为第二战区，由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任战区司令长官，朱德总司令挂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蒋介石为控制第二战区的军事实权，特地又设置了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部，委派嫡系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司令，以掌握山西地盘，控制地方杂牌军，并企图阻挠共产党八路军的发展扩大。
在晋北忻口对日军作战后，卫立煌看到八路军战斗力强，能打胜仗，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工作做得好，因而希望学习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他对抗战初期八路军战地服务团的组织很感兴趣，亲自向朱德总司令提出，希望介绍几个人给他，帮助他也成立个象八路军战地服务团性质的组织，到部队中作政治宣传工作，开展战区地方群众的武装自卫组织工作和政治宣传工作。卫立煌是希望利用这个方法，得到一支既能做政治工作，又不为蒋介石政训系统所控制的骨干队伍，从而改变他的部队一些腐朽成份，振兴部队的战斗力。当时组织上不便直接由八路军派人去，于是决定派几个同志利用关系进到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部。有的担任了总司令部的秘书。我们的公开面目是北平爱国青年学生，国难当头，投笔从戎。卫立煌乐于罗致一些人材在他手下，这样，我们成立了战地工作团，并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
田炳信：那你当时归谁领导呢？
朱邵天：开始，林伯渠同志常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直接领导这个党支部，经常听取工作汇报。 1938年11月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刚刚结束，刘少奇同志立即由延安来到河南，主持领导中原局党的工作。黄河南岸的河南渑池县，设有我八路军的兵站，当时，刘少奇同志就住在那里。
田炳信：你能经常见到刘少奇吗？
朱邵天：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很少见到，记得有一次，垣曲县县委秘密转递来一封信，通知党支部立即派人去渑池向延安来的中央委员胡服同志汇报工作，也就是刘少奇同志。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我们都非常兴奋。党支部决定由我去汇报工作。我借故请了两天假，在一个乌云密布、寒风刺骨的早晨，乘船渡过黄河，又凑巧搭上军用汽车，赶了90里路，中午时分到了陇海铁路线上的渑池县城。按照通知的地址，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我找到一处矮小土墙的小门，门口没有挂兵站招牌，也没有别的标志。为避免万一有人暗中盯梢，我绕了两圈才进入小院里。这是一个很小的三合院，非常安静，有位穿灰军装，戴有第十八集团军臂章的军人走出来，问清情况后，走进一间西房去。随后，从房里走出一位面庞瘦削、身材较高的中年人，他就是刘少奇同志。
田炳信：在什么地点见面呢？
朱邵天：在渑池县的一间小瓦房里，你像我在卫立煌军队里做统战工作，能见到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向他汇报工作，激动的心情，就象是回到了久别的故乡。看到了家里最亲近的人一样。我也顾不上休息，立即向刘少奇同志作了详细的汇报。刘少奇同志听了这些汇报，对我们的工作很赞赏。他说：“前不久，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会议，卫立煌去参加了。我们要了解会议结束后卫立煌到洛阳的具体时间，但直至卫离开洛阳半个月了，我们才知道他的行踪，已经迟了二十多天。你们就在他的左右，对他的许多情况都一清二楚。你们看，你们现在的工作岗位多么重要!”
我记得他还说：“你们要作10年、20年的打算，为革命在这里做他们的官。根据最近六中全会的决议，在这里，以后要停止发展新党员，也不再召开党的会议，改为个人接触联系。他们在暗处，我在明处，10年、20年之后可以再来找我。这是为了让你们更好地为革命工作，更好地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
田炳信：那时的领导，工作很细的，也很周密。
朱邵天：是这样。刘少奇同志非常注意统战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对我们工作中的一些不策略的做法，给予了纠正。那时，我们的工作都完全照搬八路军战地服务团的一套，唱八路军常唱的歌曲，张贴“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革命战争万岁!”等等革命的标语。有一次，朱德总司令来看望卫立煌，我们工作团就举办欢迎大会，表演文艺节目。我们带着卫立煌特务营的士兵呼抗战的口号，唱革命歌曲，并与八路军拉歌。少奇同志听了我的这些汇报，他侧坐在小木桌的一边，严肃而又亲切地说：“你们所处的工作环境很好，但又是非常的复杂。你们过去习惯做青年学生的工作，社会经验和斗争经验不足，这就特别要注意学习。只有这样，才能长期坚持工作下去，也才能做出成绩。比如，你们用的许多政治口号嫌左。生活术语、工作方式方法不能照搬八路军的一套。你们要在前敌总司令部里广交朋友，在日常接触中逐步对他们施加影响，促使其坚定抗日。因此，你们要学会讲他们的话，学会他们待人接物的一些习惯，生活举止不要与他们差距太大，避免产生隔膜。调来的干部不要求数量多，一些在工作作风、方式方法上不适应这里的情况，不适宜在这里坚持工作的，可以调走一些。
田炳信：那天聊得很晚吧？
朱邵天：我连续汇报了五个多小时，少奇同志一直细心地倾听着，并不时地提问一些具体的细节，针对一些问题，作了许多指示。直到傍晚点上了煤油灯，催吃饭时，才算告一段落。吃晚饭时，他吃的饭菜，是一盘馒头和一碟炒绿豆芽。为了招待我，才特意加了一盘炒鸡蛋。晚饭后，他没有休息，又接着对我指示工作，直至深夜。夜深了，少奇同志陪我到对面一间房里，安排在一个大土炕上睡觉，并招呼一位小同志抱来两床厚厚的棉被，一再嘱咐我好好休息。这一夜我兴奋得不能人睡，反复仔细领会少奇同志指示的每一句话，考虑今后工作的开展。
田炳信：在去卫立煌部队前，我听说你还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朱邵天：“一二·九”我和我爱人都参加了。
田炳信：那时你在读大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
朱邵天：我那时大学读了两年，我爱人读三年。
田炳信：“一二·九”运动你那时是参与者，不是组织者吧？
朱邵天：当时组织的人很多呀。当时不是党有计划地领导的，都是自发性的。“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中国人被日本欺负得不得了。我们有的就给宋庆龄写信。我们那时大学里，大家英文都可以写信。而且外国老师帮助捎信。她就说，你们应该行动了。那时黄华刚刚参加党。姚依林当时是我和我爱人清华大学的同班，也刚刚参加党。那时候没有共产党。刘少奇刚刚到了北平。所以那个时候，“一二·九”运动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就和青年团一样，团的组织。在燕大，我就是民先队的领导成员，队部的。一个学校队部的委员，就那十个八个人。
田炳信：那时搞活动是不是也要做一些小的三角形彩旗呀，标语呀，口号啊？
朱邵天：那时干革命，没有拿经费的，都自己出钱，买一些纸啊，写一些标语啊。来不及贴标语了，就举着那些白帆布，写上字，拉着旗子就出去了。清华的学生很积极，我们两个学校在城外联合起来。当大家第一次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许多同志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这一天清华、燕京等城外各校同学被紧闭的西直门阻于城外。城内爱国学生聚集六七千人，向国民党当局和平请愿，惨遭军警驱赶和镇压。接着各校举行总罢课。
田炳信：“一二·九”运动实际是分两场，还有一场叫“一二·一六”。
朱邵天：对。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委会”的消息传来，北平学生群情激愤，为抗议“冀察政委会”成立，举行游行大示威。我随着队伍顶着凛冽的寒风，沿着平绥铁路摸黑向北乎城进发。天亮后，一路几经军警阻拦，先后被阻于西直门和阜成门，同学们愤怒地来到西便门，这通过平津铁路的铁道便门也紧闭着。高高城楼上站着荷枪哨兵。同学们怒不可遏，大家决心以血肉之躯冲开高大的铁城门。同学们一拥而上推撞着，身强力壮冲锋在前，门闩铁棍被撞弯了，高大的城门逐渐裂开了一条缝隙。这时群情激愤，斗志昂扬，轮翻推撞。歌声、口号声、助威声响彻城楼上空。北平爱国学生铁肩终于撞开城门了。同学们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城门开处，大家蜂拥而进，紧挽着臂膀被挤得两脚悬空拥进城门洞了。直到出了城门洞，我们才踩上铁轨行进。
游行队伍向宣武门外西大街进发，一路高呼口号，直奔正阳门，与城里各校队伍汇合。在与军警大刀、水龙搏斗中召开了市民大会。北国的隆冬，滴水成冰。当军警用水龙喷洒扫射过来，同学们的棉衣立刻结成冰块，同学穿着结冰的棉衣与军警拼搏，奋不顾身。文化古城怒吼了!救亡青年以他们血肉之躯捍卫了这座古城的尊严，捍卫着中华民族的独立。“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英勇壮烈斗争精神，震撼着这座文化古城。
田炳信：你是“一二·九”运动后才去的延安？
朱邵天：前面说过了，我们在“一二·九”运动后去了一趟延安，后来受党的指派，我就到了卫立煌部队，担任特务营指导员。1938年11月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出任中原局书记，即改由少奇领导。我在一次向刘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时，刘少奇同志谆谆交代在白区工作的经验，在国民党军队中应注意诸多方面，当问到我和我的恋人高秉洁的关系时，为便于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工作，就动员并批准我和高秉洁结婚。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满腔热情扑在工作上，经少奇同志动员和交代，在西安《秦风工商日报》上刊登了结婚启事，曰：我们奉家长之命，在西安举行结婚典礼，谨此敬告诸亲友。并穿上西装、花旗袍，到东大街照相馆拍了结婚照。这样，在白区工作，特别在国民党军队中，方便很多。
田炳信：你们当时公开的身份是在卫立煌部队工作，为什么又要去延安呢？
朱邵天：1939年春，在形势逆转的情况下，党组织决定我和高秉洁调回延安。我们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转党组织关系，并要我们等待搭乘运物资军用卡车赴延安。当时赶运物资任务繁重，排队等待搭乘卡车的人已排了一个多月，我们遂主动提出利用我们在卫立煌总部的公开身份，乘西兰公路的长途客车出发，经邻县到枸邑，进入陕甘宁边区。料想不到，此时国民党在咸阳桥头已开始设卡，刁难并扣留去陕北的爱国青年。我们是穿着国民党军官军服，黄呢绑带，佩带着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徽章，持有盖着前敌总指挥部大印的军用护照，购票出发。咸阳桥头检查站守卫特务对我俩产生怀疑，进行盘问，并要检查随身携带的行李。我摊开大张军用护照，敲拍着检查站的桌子，火气大发，声称：现前方正吃紧，官兵们浴血奋战，流血牺牲，这次是挤短短几天时间送家眷探亲治病，你们囚在后方，这样凭空无理刁难，有意延误我们行程，五天后我就回来，定追究责任。他们中有的咕哝着什么，有的赶忙端上茶杯，有的连声解释误会，以缓和气氛。车到邢县，夜幕已降，车站灯光昏暗，人群嘈杂，我们担心咸阳桥检查站向这边有电讯追踪，不敢住进车站附近旅店，匆忙拎着行李躲离车站，转过几条小巷，走进一间小理发店内休息。待到午夜，请店主帮助雇两头牲口，天亮赶赴枸邑。
晨曦初现，守城门的卫兵见我们长官装束气派，举枪敬礼，我们答礼出城扬长而去。骑上牲口，紧催赶路，爬上几处丘陵土坡，视野开阔，一片关中黄土高原。约摸一小时后，老乡说：这时已属边区界内。于是我们下来牲口，脚步放慢，全身绷紧的神经才松弛下来。
田炳信：到了延安后，你被分配到什么部门工作？
朱邵天：我是过去在大学学过经济的。柯庆施当时是统战部副部长，王明的部长啊。柯庆施问我去不去，我说可以。那时候是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到财政经济部时是李富春的部长，我到了中央财政经济部不久，皖南事变爆发了。我那时1939年到延安，1940年到的财政经济部。财政经济部就是帮助毛主席研究全国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怎么办。当时我们读书，也看一些东西。毛主席从西安办事处，重庆买回来很多书。他杨家岭那两三个窑洞的书我都翻得差不多了。1941年春天就是皖南事变，是陕弱最困难时期。
田炳信：困难到一种什么程度？
朱邵天：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止发给我军被服、粮饷及一切抗日经费。蒋介石调集嫡系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及经济封锁，断绝一切外援。妄图在日寇夹击之下围困消灭我军。这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后最困难的时期。我跟你们说，当时困难到什么地步，没有衣服穿，没办法吃饭。陕北老百姓一共一百五十万人。我们那时脱产吃公家饭的原来只有两万多人，抗战开始就弄到二万五千人。再加上外边来的青年人共三万人。当时国民党就给60万块钱一个月。当时陕北原来是靠平分土地，打土豪，把没收的财产维持生活。现在你不能打土豪了，土地革命停止了，没有来源了。公粮你不能跟老百姓要那么多。老百姓一分土地，一打土豪，闹的都穷了。征点儿公粮，只能向中农以上征。那时没有多少中农了，都是贫苦农。这样你怎么办呢。我们学校，来了很多青年学生。他们怎么吃饭呢？陕北有盐哪，地里出碱水啊。就这样一人半碗盐水，喝一口盐水吃点儿米。
田炳信：盐水当菜了是不是？
朱邵天：是当菜，没有菜呀。
田炳信：衣服呢？
朱邵天：没有衣服。陕北不出棉花。
田炳信：穿什么？
朱邵天：原来外边带来的衣服都破破烂烂了，只能凑合着过了。皖南事变以后简直没办法。当时我们不能出票子，不能办银行。好像我们成立新华书店，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出一个带价券，一个小条。因为法币啊，国民党给的六十万法币都十块钱一张，五块钱一张，找不开呀。所以得印一些一毛钱的，两毛钱的票儿，做辅币用。这个一共没出多少钱哪，没印多少。所以到了1941年，得跟老百姓征点儿粮了。一征多了，老百姓就叫唤。老百姓粮食都不够吃啊。棉花你更没办法了。 | 
